网站首页 教育新闻 患抑郁症孩子父母的无奈: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

患抑郁症孩子父母的无奈: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

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

林美芳退出了所有“鸡娃”的群。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: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,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;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,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,时间久了,药末弥散在缝隙中。上班途上,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,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。

这是她的秘密: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,经历了休学、复学、复学失败,现在持续请假在家。除了母亲和丈夫,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“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”。

能让她不孤单的是七八个家长微信群,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。和她一样,群友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孩子,从初中生到大学生。孩子们失眠、悲伤、易怒或在手臂上划下一条条伤痕,承受着恶心、手抖、嗜睡、长胖等不同的药物副作用。

医学界尚不能给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成因。抑郁症的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,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,医生的“听诊器”是眼睛、耳朵和嘴——依靠经验观察、倾听和交流。

诊室门口的青少年越来越多,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义5年前注意到这个趋势。去年,他所在的科室门诊诊疗了8000多名学生,住院治疗的有近600名。2020年9月,国家卫健委发布了《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,学生是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,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。

抑郁症检出只是第一步,药物的副作用、可能反复的病情、疾病污名化带来的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,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关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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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二开学第二个月,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,自己不想去上学了,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,头晕头痛,很难受。他想在家自学,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。林美芳没好气,“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?我脸都会被你丢光的!”

母子俩达成的“协议”是,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,林美芳帮他请假,“半天半天地请”。没多久,林美芳被请去学校,她对面坐着4位“特别严格”的老师。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,并重申年级组规定“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”,尴尬窘迫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。她坦言,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、有点软弱的妈妈。

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,每天6点多出门,公交地铁1小时,赶在7点15分前到校。晚上6点多回到家,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,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,直到天亮。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,要全力向前赶超。双休日,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,并告诉林美芳“自己不累,不找家教才累”。

“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?”她试探性地问儿子。“要的。”陈恒回答。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,心理医生上门辅导,900元两个小时,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。

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,情绪也越来越低。他形容“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,像刚刚结束长跑,但是不会气喘”,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,精神非常疲惫,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。在医院检查一圈儿,“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”。最终,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,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。

事实上,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,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,医学上称之为“躯体化障碍”。来就诊的青少年,有的头痛、背痛,有的频繁腹泻,临上学就失眠、手心冒汗、恶心呕吐……治疗的经历也类似——验血、做核磁,在内科、中医科辗转,有的“在儿科住院,被抽了40多管血”。

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,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。病例上大都写着“情绪低落,生活兴趣减退”“重度抑郁,伴有自残行为”“中度抑郁复发,第二次住院”,等等。

“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大段时间,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厉害,好多孩子不去上学,已经回到家庭里,把自己孤立起来了。”裴双义说,“在学校里,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了,基本上是去睡觉或者去发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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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外人解释清楚“抑郁症是一种病”,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即便是父母,也很难与孩子共情。

陈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,对方嘲笑他,他便不再提起,觉得母亲编造“孩子心脏不好”作为自己不上学的借口更合适。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“抑郁症”的诊断,那更像是因为软弱、不坚强生的病,他一度会向“躁狂症”的方向伪装。

在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15层的病房里,住着40多位受心境障碍困扰的青少年,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。其中有从省重点高中休学过来的学霸,也有老师家长眼中的“异类”——厌学、吸烟、酗酒、仇亲、沉迷网络、有暴力行为。在医护人员眼里,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聪明、敏感”。

大多数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,伤痕密集的,像红色的蜘蛛网。裴双义接诊时,都会先检查孩子的手臂,大部分是非自杀性自残。他认为,当孩子已经很难向别人诉说痛苦时,会选择划伤自己,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,产生内啡肽缓解自己的焦虑。“搜刀”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之一,总有孩子想通过外卖或是快递把刀片运进住院区。

康复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闭病区,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长陪护,孩子们穿着蓝绿色的病号服,手上戴着黑色定位手环。出院时手环才会被护士用工具摘下。有孩子在网上买了吸铁石,破解出打开手环的办法,并且找到医院的监控死角,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,翻墙跑了出去。找到他的时候,他闷闷地说,自己只是想回家了。

病房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孩子的尖叫,可能只是家长的某句话激怒了他;有追着母亲大打出手的孩子,也有忍不住教训孩子的父亲。需要暂时约束冷静时,身高一米九几的保安会进病房帮忙。

一间病房里,母亲听完儿子怒吼着的“指控”,捂着胸口背靠着墙蹲了下来,掩面哭泣。医生和护士进门调解,儿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着手机,“没什么感受,她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是这个家庭的累赘”。

“家长的痛你们是看得见的,但我们的痛你们看不到,也想象不到。你们只看到了那几分钟的家庭关系。”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,“生病时觉得活着很累,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来。”去年复发时,他站上了19楼的楼顶,给朋友家人打电话告别。

一名被确诊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电话里告诉父亲,自己很累,顶不住了。父亲鼓励她,“再坚强一点,勇敢一点,顶一顶就过去了”。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哭声,“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声再见,我真的不行了。”

抑郁症患者社群“渡过”的咨询师邹峰见过不少不理解、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。

一次,邹峰被一位“做事情很认真很努力,事业很成功”的父亲逼急了。不管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怎么解释,这位父亲坚持认为,孩子就是不懂事不听话,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自己的底线,抑郁症不过是为逃避学习找的理由,“他根本没病”。

邹峰义愤填膺,忍不住回怼道,“这是你自己的孩子,他不是一个坏种,不是天生懒、不求上进的,他是碰到困难了、痛苦了,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你觉得他天生是一个坏种,那也是遗传了你。”

遇到来咨询的父母,邹峰常说的是,他就是太努力、太懂事才会生病的,孩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,都已经抑郁了,不想活了,在自己伤害自己了。他只是生病了,不是变坏了。“家长一定要理解到这个程度,孩子才会觉得安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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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室是厚厚的木头门,李天冉亲身试验过它的抗击打性。那次,处于躁狂状态的他在诊室与母亲争吵起来,他突然站起来,转身挥起拳头重重砸向门。“门纹丝没动,医生见过大场面,只是平静地喝了口苏打水。”李天冉事后回忆。

穿校服的女孩子从坐进诊室时便开始小声哭泣,腿和脚忍不住地抖。“我刚刚还好好的。”她告诉医生,自己一个人时情绪很低,但是哭不出来,最近没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,“因为没有工具”。

“有没有吃很多饭?做心理治疗怎么样?有没有不好的想法,比如自杀的想法?”医生问。母亲抢答了大部分问题。

裴双义见过一些“不太说实话”的家长,为的是让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轻一点,能尽快回到学校。“但问题是,你这个病不弄清楚的话,孩子还是会出事情。”裴双义接诊的一个女孩,已经出现“命令性幻听”,爬到二楼要跳下去的时候被同学拦住。

“打假”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。面对有所隐瞒的孩子和家属,他们靠经验、提问和观察反复验证。

一位父亲经常开很远的车程带孩子来看病。女孩心疼父亲,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,是家里的负担,心里内疚。所以只要父亲陪她来,她就告诉医生,自己挺好的了,心情也很好,不用怎么治疗了。

裴双义看到孩子说话时眼神恍惚,有时候眼圈发红,而且她做心理测评量表时没有说谎。他继续尝试与女孩沟通。

“医生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,我一点改变都没有,我感觉不到快乐,我还是觉得我是多余的,我是家庭的负担,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。”女孩告诉他。

几乎每天都有家长和孩子问出同样的问题。“没有一点好转,我想放弃,看不到希望”“他吃3个月药了,心理咨询也在做,我们不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,他怎么还不好啊!”“今年望明年,明年望后年,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”……

大部分时间,裴双义和同事们都是在解决家长的问题,“因为家长太焦虑了,他总想让你给他一个肯定的回复,比如什么时候能好,他们想要看到希望。”邹峰见过一些帮孩子治病的家长,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还重。

“没办法不焦虑,她生病就不能上学,不能上学就没有朋友,就更容易生病了,没有文凭将来怎么工作?”一名母亲试过很多“正的”“邪的”治疗方案,她向所有亲戚朋友封锁了孩子生病的信息,“救孩子是妈妈的本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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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,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。

有的母亲反思,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,指使、监督得太多。孩子告诉她,自己太想自由了,宁可生病也要自由;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,因为早产,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,从小没有安全感;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,夫妻俩感情破裂离异,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,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,长大后,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;有的经历过家暴,自己被打,孩子也被打;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,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,于是病了。

陈恒一度认为“爱这种东西很虚无”。童年时,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,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。这是他根据自己“观察”得出的结论:比如上小学时,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,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,再自己回家,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;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记带到学校了,母亲给他送去,但是弄坏了;有一个暑假,他没被接回家,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,“我那时也很难受”。

这些细碎的事,林美芳都忘记了。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,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,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,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,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,哗啦一声,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。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、情商值,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。孩子有时不听话,又特别犟,她脾气暴躁,会忍不住打骂孩子。

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,在教育孩子上,她走过许多弯路。她想给儿子道歉,但话刚说到“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,你指出来”,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,“没有没有。”

“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本身就不易,特别是家里之前没有这种环境和基础的。”裴双义在诊室见过孩子呵斥母亲,让她“滚出去”;有父亲敲不开孩子的门,担心孩子在房间做傻事,从室外的阳台上爬进了孩子的房间;还有母亲揽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责任,一直跟孩子说对不起,你生病是妈妈造成的。复诊时,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症状,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对,或者说哪句话又说错了,又引起女儿的反感了,导致她的病复发了。

“我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,最关注的还是家庭。”裴双义认为,“孩子病了,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‘生病’了。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关系。”

但裴双义和同事们几乎不在孩子面前数落父母的不是,他们觉得那样对父母不公平,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和孩子的康复。

他给家长的“通用”指导是,与孩子相处时,一定要从家长说变成孩子说,家长认真听,不要轻易去评判。

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曹新毅认为,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与生活环境、科技的进步、孩子的学业压力都有关系。“孩子参加中考,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1:1。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‘中产’的父母,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,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这种出路?家长给孩子排满了课外班,孩子连出去跑一跑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“太(内)卷了(内卷:多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),”一名患有躁狂症的初一学生向记者形容他的班级环境。班上的部分学生,已经自学完初三数学。他的强项是哲学,最喜欢黑格尔,常读《近代哲学史》,这是他在班里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
生病前,他经常进行自我哲学辩论,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。他的打算是,“和他们一起卷,卷赢了再去改变。”然而计划还没开始,他被诊断为躁郁症——生病时,他两天没有睡觉,思路清晰,神采奕奕,但随后进入情绪低落期,没有动力做任何事,包括起床喝水。

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,我国17岁以下儿童、青少年,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(2019-2020)》显示,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.6%,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.4%,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。

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,2017年,约9.4%的12-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。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,儿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为12.1%,瑞典为11.4%。

林伟的儿子生病休学两年,4次被强制送进医院。她直言,在当下,不“鸡娃”很难。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,儿子20个月能背《唐诗三百首》,3岁时掌握的英语单词比6岁的表哥还多。儿子没读过儿童版书籍,书柜里的书比同龄人高出好几个档次。但现今,儿子又住院了,家里的冰箱、茶几被儿子砸碎了,新装修的地板上留着坑。

和林伟儿子同龄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,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儿园放学回家每天都要认识字卡片。每错一个,母亲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条印。他现在看到“蝴蝶”两个字还会恐惧。

有家长对孩子童年时的经历不以为意,说“实在是给这病找原因”。孩子过于追求完美主义,达不到目标会失落,进入情绪的恶性循环。但在邹峰看来,大多数完美主义是从小培养的。有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开始训练,“你不听话不认真,妈妈就不要你了,不喜欢你了”。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,“妈妈不要我了”意味着“我就要死了”。“所以这些孩子对不完美的恐惧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。”

“我儿子得这个病,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。”林美芳说,“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,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,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、教育方式全部都改变了。”

最近,一部讲述“家长如何鸡娃”的电视剧正热播。林美芳和群里的妈妈们拒绝看,因为会在剧中“不停、不停地照见曾经的自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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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恒也“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”。

在他看来,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,“情绪一直积攒,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。”

陈恒曾被送进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,理由是他昼夜颠倒地玩游戏,眼神发直,脾气暴躁,打碎过家里的窗户,还殴打了母亲。

林美芳回忆,儿子暴躁打人时,他们想把他送进精神卫生院去住院,但是儿童病房的床位要等。她没想到更好的办法,在别人的介绍下把儿子送去了网戒所。这家戒网瘾学校登上过当地晚报,聘请了知名的教育专家,一年6万元。学校的几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,以“打了母亲要带去派出所做笔录”的理由带走了陈恒。

直到“豫章书院”曝光后,陈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网瘾学校的经历自述出来,因为觉得“舆论终于站在了孩子这边”,他可以证明自己是“受害者”了。而之前,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,“因为这类学校被视作‘少管所’或是青少年进监狱前的最后一站”。

在戒网瘾学校里,他因为没有整理好内务,被体罚几百个深蹲,做到肌肉拉伤,坐都坐不下来。饭菜里有时会吃出虫子,难吃又不够吃,他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零食。3个月后,才允许家长探视,见家长的时候会有教官陪着,他不敢告诉父母,因为担心父母不一定会信,如果不信就会被延长毕业时间。但远离父母让他享受到了自由,有时夜里一个人自学数学时,他甚至还会感叹生活美好。

戒网瘾学校只是破坏陈恒与母亲信任的开端,回到家后,他发现父母只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。那一年他过得提心吊胆,很怕惹父母不开心,他的成绩也前所未有地好。第二年暑假,陈恒的母亲以他不努力学习为由,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网戒所,一直待到开学才回来。

“我觉得可能是曾经受过的伤害太大了,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,跟学校的关系,还有对自我认知,就这样一种迷茫的感觉,然后‘腿’就断掉了。”陈恒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“精神骨折”。

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这段经历背后的故事。她手机里收藏儿子在网戒所时的照片,是当年教官发给他的,儿子晒得黑黑的,坐在操场边,咧着嘴笑。

第二次送儿子进去是因为看到前一年“教育”的成效,儿子看起来很阳光,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,她想让儿子的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,不要变。她也承认自己贪便宜的心理,网戒所曾承诺一年内不满意可以免费送来接受教育。

“那次我完全崩溃了,我再不想和我母亲讲话,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,我和她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在我爷爷死时都没有哭过,在那时候哭了,我真的很伤心,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,第二次送我进网戒所的伤害延续到今天,这对我是彻彻底底的伤害。”陈恒说。

在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,副主任医师盛利霞接受《健康时报》采访时表示,就诊的70%-80%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,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,沉迷手机是孩子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。

陈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,“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,能跟别人交流”。

两年里,接触了上百个患病的孩子后,邹峰觉得,吸烟、打游戏、文身,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。“家长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焦虑,那么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,就会粗暴地禁止,但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没了。”

曹新毅观察到,还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没有来医院,而是被送去了国学书院或者戒除网瘾学校等。“学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这些很好,但你有病要先治病。”曹新毅说,“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,预后效果会更好。”

6

病程长了,家长对不同药物针对的症状、使用剂量烂熟于心,他们相信“久病成良医”,试图控制孩子的“用药”。

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见过给别人孩子指导用药的家长,也有遇到被家长“断药”的孩子,孩子没有经济来源,只能硬扛着回到了学校。一位有着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着家长对药物的排斥——“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,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。”

一些孩子像药物说明书一样展示着药物副作用,恶心、手抖、嗜睡、记忆力减退。李天冉吃过“直接给自己打趴下”的药,吃了那个药以后,自杀的念头被完全抹掉,他昏睡了两周;好奇药物里的金属味道,他把药含在嘴里,嘴麻到第二天早晨,还有病友直呼“那种药吃下去像吃屎一样恶心”;有的会麻木神经,有点像酒后微醺,还有的让人短时间长胖了几十斤。

家长焦虑的是,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,甚至病情时有反复。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、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,尝试“动物疗法”——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,减少负面情绪。

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。陈恒欣然接受,猫很粘他,生病时,“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嘛”成了他起床的动力。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,陈恒离家出走。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,“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。”

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。“我感觉到小猫是需要我的,也是依赖我的。”“父母也是啊。”“但是猫不会评判我。”陈恒说。

没有什么“疗法”是万能的。有群友说,给孩子养了一只狗,现在感觉狗也抑郁了。

群里有家长找“大仙”算命,有的求遍了寺庙,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,站在孩子房门外念经,3个小时,一分钟也不能少,还有的请道士来家里作法。孩子如果排斥这些,家长们大多悄悄进行,“迷信好像是一种必经之路”。

微信群里热闹爱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。沉寂下去不外乎几个理由:孩子痊愈了,孩子康复进入瓶颈期,孩子走了。

7

林美芳看到一些“不建议抑郁症孩子复学”的观点会生气,因为“复学几乎是所有妈妈的希望”,但她也知道“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复的标准”。

孩子复学,家长一下成为群里的“明星”,其他家长羡慕嫉妒恨的同时,更多是来“取经”——在哪家医院就诊的?吃了什么药?看的哪位心理咨询师?

休学一年后,陈恒回到了学校。觉得恢复得不错,他悄悄断了药。“我是特别想回学校,因为我想融入社会,想和老师交流,学习让我充实”。

儿子复学后,林美芳几乎每天接到老师的电话,内容大都是孩子在学校里的“异常”表现,比如上课迟到了两分钟、戴着帽子来上学了。老师告诉她自己要对孩子特别关心,“一下课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,没在教室里的话,我就往高处去看,怕他跳楼。”

陈恒认为老师这样做就是在排挤自己。“老师可能觉得我们这类学生最怕的就是他们去给家长告状。”陈恒说,“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,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”。

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长是老师,她们劝林美芳要理解,“万一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,都是要担责任的,学校和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。”有群友所在学校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了,家长来拉横幅,一位教师被开除。

“后来老师要求把病历带来、孩子做过的量表也带过来,学校要看相关的数据和病史”。林美芳翻来覆去一晚上没怎么睡,她改变了主意,这些东西都不带去学校了。她担心儿子的信息泄露。

家长与学校的信任一点点撕裂。“我给老师发了好多语音,我说我孩子没病,他之前是抑郁症。如果你们怕担责任,我可以写免责证明,只要学校给他供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,我是真的千谢万谢了。”

几个月后,陈恒的病复发了,他再次退回到家中。但这次没有办理休学,学校默许他长期请假。

林美芳现在也不在意儿子是否能回学校学习,她请了一对一的家教,老师每周上门辅导。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复。半个月前,儿子回学校参加模拟考试后,发微信告诉她,自己很难受,心悸得厉害,“学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”,后面跟了一串“恐惧”的表情。家教老师已经站在门口10分钟,他不让老师进门,说取消掉,自己必须先去学校找老师评理。

“我一直跟他说你是最好的、最棒的,妈妈支持你。不要激动,深呼吸放松,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。”后来,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,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。“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,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,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。”

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。林伟的儿子初二生病,持续请假在家,初三一天都没有去,没有出勤记录,中考也没有参加。令她意外的是,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。儿子情况好转后,想回到学校读初三,但学校都拒绝接收,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,已经毕业了。林伟去找区教育局,得到同样的回复。

也有妈妈们组团去“考察”了国际学校,她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,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。还有的抱着“坚决不能休学”的想法,“能上半天就半天,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”。但这大多时候只是“想法”,她们逐渐学会尊重孩子的意愿,觉得“这病就得靠爱慢慢滋养”。

8

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,初三和高中学生最多。有的经过药物治疗、心理咨询,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、周边环境的改变,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。

“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,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,是暂时的情况,会好起来的。”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,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。

4月,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,这是实现“医教结合”的尝试。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,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,“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”。

去医院就诊前,陈恒曾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。他有些失望,“老师不太专业,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”。

面对不同的患者,医生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。“处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,需要药物治疗。我们也会介入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。”裴双义说,“父母要陪伴、倾听和支持,不挑衅、不激惹,父母双方的意见要一致,协助孩子就医。”

他建议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,少评判,别讲大道理,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。另外,允许孩子在家里,适当地表达一些烦躁和愤怒的情绪。

“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建立了情感屏障,拒绝家长靠近了,这个就是要花时间。家长不能说,我都已经改了,你怎么还不好,我都道歉了,你要我怎样?”邹峰反问道,“那不是新的伤害吗?”

“做60分的家长就好了,在养育孩子上,100分等于0分。”邹峰认为,在康复期,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。

陈恒希望那些“健康的人”能理解,和抑郁症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。“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,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。你和正常人交流,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。”

林美芳记得,一次就诊中,医生问她,孩子有什么优点?她说没有,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。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,“好好想想,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”。而现今,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。

她逐渐向儿子靠拢。他喜欢的播客主播,林美芳也喜欢。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,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,听到孩子的笑声,她高兴,“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”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林美芳、陈恒、李天冉、林伟为化名)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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