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站首页 教育新闻 关注《摸鱼学导论》的清华教授:是年轻学生的反抗

关注《摸鱼学导论》的清华教授:是年轻学生的反抗

彭凯平听说《摸鱼学导论》这门课时,第一反应是学生们在开玩笑。他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、心理学系主任,还没来得及搞明白“摸鱼”的含义。

最初,《摸鱼学导论》的确是“周三下午令人昏睡的课堂上开的小小玩笑”,ID为“顾介涟”的用户在知乎上这样介绍。他坦承,自己是开课“教师”,是清华大学一名大一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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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课的@顾介涟是清华大一的学生。知乎@顾介涟 图

3月10日,他在清华大学开放的在线学习平台“荷塘雨课堂”上开设了这门课程,没想到,《摸鱼学导论》吸引了上千名同学选课,微信群建立了,500人立刻满员。“老师好!”兴奋地选上这门课的同学开始刷屏。“今天摸鱼很快乐,明天再接再厉!”选课人数越来越多,二群、三群接着建立了。

很快,他上传了课程说明、课程介绍与第一周参考书目、预习课件。但区别于戏仿和狂欢,这门讲授“摸鱼”的课看上去有一些不一样。

课程介绍里,“顾介涟”写道:“在竞争激烈的清华大学,同学们感到日益增长的学习压力,大量同学也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”,而这门课的目的就是“提升同学们的幸福感”。课程第一周的主题定为“积极心理学”;在“一点五课”的课件里,贴有几张清华园梅花的照片,他布置了“作业”——拍摄清华园的春色发给身边的同学,“忙碌的一天又要结束了,沉浸于案首的你,是否注意到了洋溢着的春色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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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摸鱼学导论》的课件PPT。知乎@顾介涟 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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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摸鱼学导论》第一课的主题关于积极心理学。知乎@顾介涟 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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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摸鱼学导论》的一次小作业是和身边的同学分享清华园的春色。知乎@顾介涟 图

彭凯平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尝试,他终于知道,摸鱼指的是“浑水摸鱼”,但他听到了学生们真实的声音。彭凯平觉得,“摸鱼”并不意味着“不想努力”,而是学生在高压下的调侃和自嘲,是释放压力的出口,“这是一种反抗,一种辛酸,一种正义。”

他想到了自己在这学期开设的一门面向研究生的课程《积极心理学》,课程的目的与《摸鱼学导论》的期许呼应了,这门课程,教的是关于“美好生活”的科学指导。

13年前,彭凯平来到清华大学创建心理学系,面对不快乐的中国人,积极心理学是彭凯平找到的方法和工具,也是他给自己找的使命与意义。

今年59岁的彭凯平说,自己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。在他看来,《摸鱼学导论》反应的是当下年轻学生普遍存在的焦虑、烦躁和抑郁情绪,在这背后,是更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下的一代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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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凯平 受访者供图

[以下是彭凯平的口述]

“摸鱼”也是一种反抗

我是通过我们心理系的张丹老师知道“《摸鱼学导论》课”的。张老师转给我,说,“彭老师,他们在上你的《积极心理学》。”他是心理系的副主任,正在负责研究生的“积极心理能力提升”,我也参与的一个教改项目。

我当时还没注意,第一反应是学生们在开玩笑。我不了解什么叫摸鱼,还真的以为是叫学生去摸“鱼”。后来问我的研究生,才知道“摸鱼”是“浑水摸鱼”,意思是不专心上课,干别的事情。

我一直在关注这门课程的进展,我看的时候,已经有1300多名同学选修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挺好的尝试。

人是社会动物,而所有社会动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天赋和特长,就是沟通。利用沟通和别人建立联系,交流和分享。

虽然这门课取了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题目,我了解了一下开课同学的初衷,他实际是希望让同学在紧张之余,有途径去发泄自己的压力,同时也能够用积极的方式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心得体会。

《摸鱼学导论》表面上是讲“摸鱼”,但实质不是真的不想努力、不想奋斗了。相反,它是一种自嘲。很多事情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,要做深度的社会心理分析,才能真正理解对方内心的想法。

对于清华的学生来说,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“期许的压力”,大意是当一个个体被周围的人,特别是自己喜欢、信赖的人赋予各种期望时,就会生产一种责任感,随责任感而来的是压力。对优秀的学生而言,这样的压力也是很严重的。

我们中国社会其实一直都有自嘲、调侃、幽默和批判性思维,不要自以为是、假正经、故作清高,我们做人还是自然一些、舒服一些。这是我喜欢这位开课同学说法的原因,同时也是这次事件被社会热议的原因,就是对一些虚伪和“端着”、“装着”已经有些不满意了。

年轻人相对处于弱势的地位,他们只能用这种调侃和自嘲表达不满。强压之下,人为什么喜欢讲笑话、段子?因为这也是一种意见的表达,以幽默的方式。这是一种反抗,一种辛酸,一种正义。

学生们的300件快乐小事

这学期,我开了一门课,全称叫《积极心理学——美好生活的科学指导》,这门课其实跟《摸鱼学导论》的构想相似。

开这门课前,我一直犹豫,一方面是申请流程比较困难,有太多文本文工作要做,要判断和原本的教学计划匹不匹配。另一方面,积极心理学这个学科太新,要开一门新课,需要学科成熟、专家认可,同时还要有教科书,需要多年的准备。

很早之前我给经管学院的EMBA管理硕士、前两年开始给清华大学的工程领军博士上这门课,反响很不错,我自己也产生了信心。我想的是先从在职博士开始上课,再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,最后到普通本科生,是一个慢慢的实践过程。

因为之前的课程受欢迎,研究生院今年专门为心理系设置了“积极心理能力提升”的项目,这样的教改项目学校有自主权,比较灵活,于是有了这门课。我起初计划,上课的学生有30人,后来报的人多了,线下又扩充了两次,有名录的有100名左右。线上还有很多外校的同学和社会人士听课,感觉学生们对积极心理学还是很感兴趣。

课程分成两部分,先给大家介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、研究目的和理论基础,之后讲一些具体的积极心理的力量,就是能够让人产生积极体验的心理过程和品质,包括积极情绪、感恩、道德、运动等等,总共14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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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凯平在上课。受访者供图

在开课时间上我特意考虑过,想把这门课安排在每周的开始,让大家能以积极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周。学校教务处很理解支持,帮我安排在了星期一的第一大课,早上9点到12点。

我在上课前没有对学生进行预判。心理学是一门体验的科学,这门课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课程。我除了准备大纲、讲义PPT,演练线上设备,在课堂,我很喜欢和学生互动。

比如我在课上教学生“笑”。很多人说:“笑?我怎么(可能)不会?”其实,笑有真假笑之分。真的笑,牙齿会露出来,嘴角和颧骨上提,眼角收缩。很多人说,我已经忘掉怎么笑了,怎么办?在课上,我让学生们体验,把一只笔放在嘴里,用牙齿咬住,每个人含着,让他们左顾右盼,看看旁边的同学,全场一下子就笑声一片。

3月8日,我在课上介绍了宾州大学马丁·赛利格曼教授(注:“积极心理学”创始人之一)的一个研究,他发现有抑郁症的人,你给他一个任务,每天写三件好事,两三个星期之后,居然能改善他的心情。这是因为人在写东西时,并不是抽象地在写符号,符号语言概念进入人的大脑,变成了神经元和神经元的联系,产生身心的反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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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凯平与赛利格曼。受访者供图

那天课后我就布置了这个作业,最后一共收到了300多条回复。有很多同学反馈说,在写的时候心情就改变了。

看到这些回复,我特别感动,莫名地感动。因为学生们的反应如此热烈,这个作业对于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来讲,肯定会觉得有点小。但学生们的描述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,他们愿意分享快乐。

有人说,“昨天打完疫苗整个人很困,所以晚上的睡眠质量提高了不少”,“买了坂本龙一展的门票”,“收到了期刊编辑的反馈”,“文章终于改好了”,“初步完成了报告PPT”,“早上一起床就和妈妈说女神节快乐”,“吃了好多串qq牛拉的烤翅”,“男朋友很快就回京可以见面了”……还有“邀请妈妈一起在线上听了彭老师的课,妈妈觉得很有收获”,知道别人的开心和我有关,我也感到特别幸福。

也有学生说,“我总是因为快乐而内疚,感觉要更加潇洒一点,说不定会有更多惊喜。”

下课后,有同学会单独找我聊一聊。主要的疑问在于学业的压力、未来的困惑和感情,但涉及个人隐私,我就不多谈了。有一些特殊的疑问和心理问题,我都安排在开放时间单独再聊。

这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要求学生写两篇科普论文,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解释生活中遇到的现象,在我们课程的社交平台上发布,点击量高的,打分就高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打分体系,既考学生,也造福社会。同学们也特别喜欢这样的作业,能看到自己的作业有用,能够在你的社会责任里头产生快乐。

相对而言,这门课更注重感性的评价,不是冷冰冰的。关注的不是你比多少人考得好,而是学生的投入、创造和爱心。

美好生活的科学指导

这门课的副标题是“美好生活的科学指导”,就是针对“美好生活”,提出科学的建议、方法以及介绍一些研究发现。

什么是美好生活?从亚里士多德开始,就有这方面的辩论,他认为,美好生活是要活出“善的意义”,这和其他哲学家的享乐主义是不太一样的。

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主要有四个主要维度。第一就是爱,人一定要活出爱的感受。我们以前总把爱世俗化,一说到爱,立马就想到男女之爱。人的爱涉及大脑前额叶,是由各种神经化学递质产生的一个特别温暖、让人积极的体验,而爱的体验可以来自方方面面。

第二点,要活出愉悦感。愉悦感有神经化学的基础,它让你产生多巴胺、催产素、内啡肽、血清素等,能使人充满活力。

举例来说,我们发现朋友之间即使不说话,只是陪伴在身边,或者有人对你说了一句特别理解你的话,还有肢体的接触,这些感受到的温暖就来自于催产素的作用。

我们文化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问题就是,总是以“苦”为一种高尚,老觉得如果自己开心了都不好意思,得“偷偷地乐”,不敢把愉悦的心情流露出来,这是一种压抑,甚至是一种变态。

不只有中国这样。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、心理学和哲学教授安东尼奥·达马西奥曾经把西方文化过去200年的一个问题提出来,叫做“笛卡尔的错误”。“笛卡尔的错误”就是强调身心分离二元论,认为人应该追求理性,所有的情绪都是不好的,更不能有愉悦的情绪,因为愉悦的情绪让人变糊涂。

但现在我们发现,结论恰恰相反,情绪很重要,是人的行动力的源泉。愉悦的情绪让人产生美感、创造力、意义感、幸福感。消极情绪反而让人思路狭窄。比如说愤怒的情绪让人变愚蠢,容易受操纵,因为大脑的神经化学酶产生的神经阻断让我们的理智中心——大脑前额叶失去对身体前端的控制,失手伤人、脱口骂人都是理智失控的表现。这些都是积极心理学科学研究的结论,某种程度而言,积极心理学就是要改变一些约定俗成的看法。

美好生活还要活出意义感。我们以前也经常把这一点神化、抽象化。看到一汪水,联想到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,这就是意义感。如果一个人这辈子能够找到意义,那么他会活得更健康、更幸福。意义感这种积极力量,目前很难分析出它的生理机制来,心理学家的研究还是很初步的,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话题,但是也可以依据科学方法给出一些建议,我们现在知道有几件事情能够产生意义:人际关系、天赋的实现、被选择的快乐等等。

最后一点特别重要,就是人要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。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,叫自我效能感,就是说人能够做成事,觉得自己有价值和尊严。

你说现在新闻里有优秀学生在高校里跳楼自杀,非常突然。我的感觉是许多学生连最基本的心理学概念都没有听说过,了解人心的特点只是凭懵懂的经验。其实情绪有波动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体验,了解到这一点,就不会那么惊慌,而可以有一些应对(的方法),这是特别重要的。用一些方式去转移、升华负面体验,这样学生们就不光只是“熬”,而能从负面体验中产生新的力量、希望和灵感。积极心理学就是一种方法。

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十年

目前积极心理学在国内不受待见,在b站、知乎、微博我开通了个人账号,讲一些心理学的知识,评论区偶尔会有一些人反对,说积极心理学就是“心灵鸡汤”,也有的说它是“伪科学”。

其实,之前对待积极心理学,我们是有点瞧不起的。因为它不太严谨,没有什么数学模型,完全是一种带有服务性的、描述性的分析方法。我之前在美国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。这个研究领域在心理学中地位很高,已经出了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,也是唯一能够获诺奖的心理学研究。

2008年我刚回国、最初在清华大学创建心理学系时,也希望清华心理学系走这种认知心理学、偏向自然科学的老路,但是有几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。

第一件事情是,有一家媒体发表了一个调查,调查的内容是,你活得开不开心?很多回答都特别悲观。说明我们在主观上,还是认为没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尊重、回报、价值、地位等等。

第二件事,就是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越来越多。

正好那段时间,我以前在密西根大学读博士时上过课的克里斯托弗·彼得森教授到中国访问,他告诉我他已经改行做积极心理学。他有一本书叫《积极心理学——构建快乐幸福的人生》,这本书现在成为耶鲁大学积极心理学课程教科书,这门课成了耶鲁大学历史上学生选修人数最多的一门课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专业。他送我的书,我研究了以后发现很有意思。我又遇到了一个清华的校友叫孙立哲,他的女儿就在密西根大学学习积极心理学。机缘凑巧,我就开始研究,越研究越觉得应该把它引进中国。

后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会议。首先请外国心理学家来中国,出乎意料的是,2010年,第一次会议就来了900多人,那两天全场都是欢声笑语。

开到下午5点要闭幕了,还是人山人海,为什么?他们不是来做报告、听讲座的,是来体验的,分分秒对他们来说都特别有意义。我特别感动,做会议总是会有失误和遗憾,但大家都特别关怀、支持。解放军、新闻界的朋友、企业里的亿万富翁都有参与,一个心理学的专业能够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吸引力,说明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有道理、有价值的。

我就下定决心推动这件事,开始了也回不去了,现在一直做积极心理学。

我一直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,所以积极心理学对我个人而言,没有让我产生根本性的变化。

小说喜欢戏剧性的变化和冲突,但是对我这样做科学的来讲,好像很难有这样醍醐灌顶的时刻。研究这门学科是一个不断探索、激励的过程,我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推动,也尽量不想让它对我个人的生活、感情产生太大的影响。距离太近会让我丧失我作为一名科学家、“第三者”的独立性身份。

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想过放弃这门学科,但我时时刻刻都在反思:我做的是不是真的对了?我认为这是一个应有的科学态度。我们很多时候写文章、考虑问题,甚至说话,其实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,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结论,更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信仰。这门学科也是需要批判和分析的。

我很欢迎反对积极心理学的人通过实证方法,证明我说错了。但如果没有科学的逻辑和结论,我就不能接受。到现在为止,还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能让我完全信服。

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适合发展积极心理学的,从儒家思想、佛学和道学中都可以看到,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积极的。比如孟子说,“仁者爱人”,他已经把我们美好生活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讲清楚了。

从人的本质和天性上来讲,都是有一种积极的力量的,我们愿意去交流,愿意和别人待在一起,愿意去想问题,愿意做好人,但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把它用好了,这个能力是可以锻炼的。人的积极心理,是动物没有的能力,审美、表达合作、善良……这些都是人的优势。

目前积极心理学这门课程在中国高校非常不普遍。我在中国已经宣传10多年了,但直到去年中国心理学会才承认它。可以说,积极心理学现在还是一个异类,一个奇葩,能够开课的学校很少。

能够真正把积极心理学渗透到千家万户,我觉得这是我立的一个使命和志向,也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意义感。

为什么年轻人更不快乐了?

“《摸鱼学导论》课”受到上千人关注,反映了一部分学生的状态或需求。有些学生会有焦虑、紧张,甚至烦躁抑郁的情绪,大学生要承受与同学的差异或竞争所带来的压力。

中国学生的心理抑郁跟国际水平相当,全球15岁-35岁的年轻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在10%左右。但结合中国文化和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、政治地位来看,中国年轻人的心理情况仍然不是很理想。

我之前说中国文化本质是积极的,反而是现在流行的一些东西很不积极,比如鬼谷子全学,厚黑学,还有什么狼性精神,都特别奇怪。这些东西既不是中国的,也不是外国的,是功利主义、个人主义等各种思想特别复杂的混合体。

这一代年轻人的物质生活变好了,但心理健康开始出现问题了,我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。首先是上一辈的人为衣食温饱而奋斗,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心理感受,欲望需求很单纯。现在年轻人的欲望更复杂,比如,领导是否尊重我?社会是否更加公平?这个复杂又得不到解答,就会产生失落。

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。以前人生活的活动空间小,有稳定的社会网络支持,周围都是熟悉的人。现在我们在城市里头基本上就是一个漂浮的面孔,人失去了根基。

比较的标准也变了。以前信息不发达,我们最多看到左邻右舍,而且那时大家都差不多,所以不容易产生失落,但现在打开网络就能发现比自己年轻的人居然比我更有钱,活得更潇洒。

工作方式的变化也有,农耕时代日趋而作,日落而息,后来国家体制,就是完成螺丝钉的工作就行。

现在市场经济强调人互相竞争,利用人类深层的竞争本能。很多西方的管理学就是让工人互相竞争,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。这种工作方式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,比如排名,造成员工的互相伤害。这可能就是现在常说的“内卷”,本来以为我加班可以产生更大的效果,但实际上发现大家都在加班,那么我就只能加班到更晚,但效果也变得更小。

商业的机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平等互换的基础上,经济学里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德原则,就是尊重彼此,有基本的契约精神,而不是强权和垄断。

有些管理人员忽视了商业的本质,没有平等对待员工。一些管理培训班,学的是PUA那一套,一些企业家用控制人的手段来伤害年轻人,我是很不忿的。

这也是我讲积极心理学的原因,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人性本善上。不要把人当工具,还是要把人当人。

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意识到,再过几年中国会出现用工荒,你不替他干这个活,他要找同样便宜的人干,并不是很容易。但是年轻人很难看到这一点,是因为自身还不够强大。所以要增加个人资本,尽量不受他人控制。年轻人也要勇敢一点,如果你的老板对你不好,你是可以走开的,你没有必要受其控制。但这也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企业没有与人为善的信念。

这个社会变得太快,我们的心理准备没有跟上。工业化、城市化实现后,会产生一个现象,叫“现代化陷阱”。它不光指发展的不确定性,也包括社会的不确定性。但我想,这是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。

颓废的一代不会永远“颓废”。美国1968年参加学生运动那些人,后来都变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。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看起来佛系、烦躁、抑郁的这些年轻人,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。

我自己很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,可能因为我是大学教授。我的很多同龄人都退休了,跳广场舞、旅游聚会吃饭,我老觉得我很忙,还在搞教育工作,好像更像是一个年轻人。

现在的学生比我们那一辈更有自主性,重视个人兴趣爱好、专业知识,知道的信息比我多,国际视野更充足。

当年我学习都是国家分配的,我根本就没有想学心理学,莫名其妙就去学了。这也是我个人的建议,你自己的选择很重要,但掌握国家发展的大趋势,和趋势共同成长可能也很重要。我们有些同学经常说,这个工作跟我的兴趣不(符合),我觉得不是说你以前学的知识一定会符合社会的需要,这也不是你未来成功的唯一保障,保持开放的心态、继续学习的精神才是。

但“摸鱼”这件事,其实在每个年代都有,我也“摸鱼”过。

现在的孩子还能总结出来一套“摸鱼学理论”。我特别同情也欣赏这个学生,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。

这几年,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基本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波动状态。唯一有变化的,是我们发现年轻女性的抑郁症比例在上升,这是2006年后出现的新变化。我们认为原因是社交媒体爆发的开始,使得一些年轻女性受到了更多的网络欺凌。

情绪低落时,不是有了症状,就一定存在心理问题。我自己总结,出现三个很重要的标志,可以自我诊断有没有生病。第一,低落时间过长,偶尔一到两天是合理的;第二个,控制不了地抑郁难受,想办法去让自己开心也做不到;第三个是有比较强烈的负面念头,睡不着觉,吃不下饭,不想见人,每天以泪洗面。

如果自我诊断不严重,可以自我调节,比如看积极心理学的书,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,我们心理学上说要“自我关怀”,闻香、听音乐、唱歌、跑步、冥想都可以。如果特别严重,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,寻找专业的帮助。

父母能做的,一是可以和孩子交心,欣赏、支持、关怀他们;第二,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履行具体的事务,例如安排看医生、提供金钱、陪同等等;第三点很重要,给孩子一个心灵的归属,万一这个孩子真的需要在家休息,他能够有一个地方舔好自己的伤口,再回到社会。

要注意,父母最好的支持就是陪伴,而不是去开导,开导要交给专业人士,毕竟父母自己也未必接受过专业的心理教育。

学校的层面,小学生三年级以后其实都可以上心理课,其次是有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做专业的心理关怀,有专业的心理教师,这是我们的学校需要改进的地方。

(澎湃新闻记者程婷对本文亦有贡献)实习生 杨臻 司马尤佳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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